来源：hthcom华体会    发布时间：2024-08-26 00:31:20

  《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原名《遗产与保护研究》，创刊于2015年，双月刊，刊载覆盖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双重遗产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保护与利用的政策法规、科学技术、先进理念、问题剖析、创新方法等，传播国内外遗产保护先进理念与技术，总结推广各类遗产保护的经验，提升我国遗产保护与利用水平。

  作为考古研究的组成部分，档案史已成为研究各国历史时期的重要工具。档案是一种民族记忆，包括相关文件，如书面公文、照片、地图、文件或图纸等，这些碎片共同描绘了一幅历史图景，需要整体研究才能获取有效信息。同时，应注意剥离档案记录中的主观记载，留下客观事实，并根据文献记载加强完善认识。

  19世纪中叶，对于距今2000年以来的考古研究多采用“文献对照法”，即出土文物与文字记载相互印证的方法。20世纪60年代以来，它慢慢的变多地被 “历史考古学”一词所取代。尽管这一定义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存在争议，但档案对于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例如，早在1840年，斯托克斯船长(Captain Stokes)就曾将1728年沉没的泽威克号(ZEEWYK)错认为是1629年沉没的巴达维亚号(Batavia)，直到亨丽埃塔·德雷克·布罗克曼(Henrietta Drake Brockman)通过深入的档案研究，后者的实际沉没区域才得以纠正。此外，即使近代发生的事件，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也需要借助档案才能进行完全面研究。

  北洋海军既是中国军事现代化建设重要时期的代表，又见证了1894—1895年甲午战争这一惨痛的历史，致远舰管带邓世昌等重要人物都对这段黑暗时期留下了文字记录。因此，在北洋海军沉舰的水下考古调查中，寻找和评估现有档案资料就显得很重要。这不但有助于战事过程、背景的完整记录和深入调查，而且有助于更好地了解舰体结构(19世纪末期，战舰建造的实物证据保存很少)。

  19世纪，海战和造船技术不断更新换代，到19世纪中叶，随着蒸汽机战舰的兴起，船舷带有大炮的传统木制帆船战舰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蒸汽机战舰不仅能在变化的风况下保持恒定速度，而且其更强大的动力也促进了战舰的大型化发展。到19世纪下半叶，现代化武器装备的迅速发展和冶炼技术的进步使军舰从木制结构升级为载炮装甲舰。当时，各国都积极投身海军军备竞赛，不断加快建造速度，在装备技术上你追我赶。战列舰作为旗舰，其强大自是不能够比拟，但造价高昂，难以批量化生产，且因速度相对较慢，舰体庞大，而导致机动性能不佳。另一种战舰则是尺寸更小的巡洋舰，其建造成本仅为战列舰的1/3。虽然他们的装甲更薄，武器装备更少，但速度却更快，适合侦察和远程作战，甚至有的巡洋舰就是专为长途奔袭而设计建造的，它们能轻松超越敌舰，对敌方速度更慢的鱼雷艇、巡洋舰等实施有效打击。

  首个装甲战舰是一艘法国装甲护卫舰，1859年下水。早在1862年，美国内战中曾使用过装甲船，但实战中表现不佳，速度慢且实用性较差，不过随后发明的新型载炮舰则在欧洲战场以及定远、镇远中得以应用。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在这场军备竞赛中争相建造装甲舰，而普鲁士和北德意志邦联在这方面起步较晚，直到1864年普鲁士才从英国购买了他们的第一艘装甲舰。当时，德国甚至还没有钢铁造船厂，格但斯克(Gdansk)的海军造船厂只能建造木船，位于基尔(Kiel)和威廉沙文(Wilhelmshaven)的另两个海军造船厂则还未建成。

  1851年，Früchtenicht & Brock机械船厂在什切青(Stettin，波兰语：Szczecin，现位于波兰境内)附近的布鲁多(Bredow)成立，厂址位于奥得(Oder)河畔，通往德国最大的波罗的港口，专门建造蒸汽铁甲船;1856年扩建改为后来大名鼎鼎的 Vulcan造船厂;1875年，它为德国海军建造了第一艘蒸汽铁甲帆船(S.M.S. Preuen)③。大约3年后，由Vulcan造船厂总工程师鲁道夫·哈克(Rudolph Haack)指挥建造了德国第一艘蒸汽动力装甲主力舰萨克森号(S.M.S.Sachsen)。至此，德国海军开始逐渐摆脱对外国造船厂的依赖，并很快迎来中国和俄罗斯的订单，随后，其他几个国家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彼时，清政府既面对着西边欧洲殖民国家的虎视眈眈，又处于东边日本迅速现代化、军事力量慢慢地增加的压迫下，统治岌岌可危。

  时任北洋通商大臣兼直隶总督的李鸿章，打算组建新的现代化海军。虽然他更倾向于购买英国军舰，但迫于俄罗斯的阻挠，只好转而向德国Vulcan 造船厂订购。实际上，中德早在萨克森号下水当日(1877年7月21日)就结缘了。当时中日两国大使馆成员均应邀前往柏林参观了此次下水仪式。1880年，中国向德国订购了第一艘铁甲战舰(这是德国首次为外国海军建造大型战舰)，以及另外2艘鱼雷艇。7年后，中国帝国海军再次接收了1艘铁甲战舰、2艘装甲巡洋舰、1艘防护巡洋舰以及12艘鱼雷艇，所有的订购合同都由中国驻柏林大使馆授予。由于同时也在为德国海军建造船只，德国没有按时交付战舰，中国的付款也出现了延迟。按原计划，为打造海防线，中国应该继续订购第三艘定远级铁甲战舰，但由于资金耗尽，只能选择更便宜的经远号防护巡洋舰。

  第一艘战舰始建于1881年2月中旬，当年3月 31日铺设龙骨，舷号100，因此又被称为“铁舰一号”。她的姊妹舰镇远舰于1年后开始建造，舷号112，被命为“铁舰二号”。

  1881年12月28日中午， 100号战舰下水⑥，被正式命名为“定远”(意为安定远方)。驻德公使李凤苞和德国海军总司令列奥·冯·卡普里维将军(General Count Leo von Caprivi)出席了下水仪式。1882年 11月28日中午，舷号112的战舰完工⑦，命名为“镇远”(意为远航)。李凤苞再次和时任德国海军总司令的冯·斯托施(von Stosch)一同出席下水仪式。 1883年5月2日，由冯·诺斯提兹(von Nostitz)船长率领的定远舰在施维宁明德(Swinemünde)附近的波罗的海进行了第一次试航。

  顺利完成试航后，定远舰于当年5月中旬驶向中国。当时定远舰还悬挂着德国国旗，载有德国船员以及未来的中国船长和工程师。但途中恰逢中法战争爆发，定远舰随即被召回什切青。与此同时，镇远舰也完成了首航。期间，1门克虏伯加农炮在施维宁明德郊外的射击演习中爆炸，还引发英国舆论的批评。直到1885年6月《中法和平条约》签署后，定远舰和镇远舰才得以交付。

  1883年12月1日中午，济远舰(图1)下水，舷号 131⑨，李凤苞出席下水仪式。次年8月初，移交工作开始，8月18日，济远舰按计划驶向施维宁明德完成试航和测试。在造船厂短暂停留后，济远舰于1885年6月22日到达基尔整装，准备移交中国。

  1885年6月17日，定远舰和镇远舰也整装待发(图2)，由中国驻柏林大使馆招募了德国船员。1885年7月8日，定远、镇远、济远三舰分别在福斯(Vo)、梅勒(Meller)、阿诺德(Arnold)3位舰长的指挥下离开基尔，7月25日抵达直布罗陀。济远舰随后因技术问题被召回到马耳他进行修理，其余两舰于 9月18日抵达香港，定远舰和2艘固定在其甲板上的鱼雷快艇首先交付，镇远舰继续北上，10月3日抵达大沽。随后，修理后的定远舰于10月10日与镇远舰汇合，共同编入北洋舰队。船员替换为中国人，德国船员于次年11月8日返回汉堡，其中几位，如梅勒上尉(Captain Meller)，留下作为北洋舰队的教官。

  接下来建造的是装甲巡洋舰经远舰(舷号176，1887年1月3日下水)和其姊妹舰来远舰(舷号177，1887年3月25日下水)(图3)。两舰于同年8月11日交付，林永升和邱宝仁分别担任经远舰和来远舰的管带，船员包括285名中国海军士兵以及德国、英国的船员。

  找到并直接查阅Vulcan造船厂档案的可能性很小，因为自“二战”以来，这些档案就已无处可寻了。 “二战”期间什切青曾遭到猛烈轰炸，老城区中心和 Vulcan造船厂所在的港口地区几乎尽毁。此外，战后什切青被苏联占领，后移交给波兰。因此，即使战火中档案得以侥幸留存，战后，他们也有一定可能会被当作战利品运往苏联。

  除了战火等客观原因，20世纪以来造船厂波折的历史沿革也使得档案保存更加困难。由于Vulcan 造船厂并不紧邻波罗的海，所以建成的船只必须经奥德河运输到施维宁明德。20世纪初，造船厂就已达到生产极限，无力建造尺寸更大的舰船，于是 1909年公司在汉堡设立分公司。随后的几年里，收购、兼并、新基金董事会的成立和破产重组等风波不断，因此，档案很可能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分散在了许多地方。1926—1928年，Vulcan造船厂被Deschimag船厂兼并，由于造船厂的大多数文件，尤其是19世纪的船舶数据早已失去了商业经济价值，因此兼并后只有少量较新的年度报告、文件和施工图转移到了德国，大部分旧档案则留在了什切青。不过有一些年报还是能找到的，例如，在位于基尔的霍瓦兹造船有限公司(Howaldtswerke Deutsche Werft GmbH(HDW))的档案中发现一些旧年报的踪迹，而此公司在2012年被隶属于蒂森克虏伯股份公司(ThyssenKrupp A.G.)的蒂森克虏伯海事系统公司(ThyssenKrupp Marine Systems GmbH (TKMS)) 兼并。

  上述的大多数造船厂在兼并重组后都不会留存档案，因为这常常要耗费很多的财力物力，尤其少不了怀有个人兴趣爱好的志愿者，例如前雇员去参加了。A.G.Weser 解散时，其前雇员也可能保存了为数不多的档案。因此，即便上述公司曾留存过 Vulcan造船厂的部分档案，它们仍然有很大的可能性已经遗失，或许正静静地躺在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或许在某位不愿露面的私人收藏家手中。

  无论如何，Vulcan造船厂的公司档案、舰船资料以及北洋军舰的建造文件均已不见踪影，大量德国和波兰的历史学家经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后，也证实了这一点。不过，现有出版物中仍然能找到少数的相关材料，让我们重建Vulcan造船厂见证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19世纪，中国从克虏伯购置了大量火炮，定远号、镇远号、济远号、经远号和来远号等舰船自然也搭载了克虏伯火炮。那么克虏伯很有一定的概率会得到造船厂专门提供的舰船建造施工图，以便对火炮进行改进来最大限度地匹配军舰需求。

  然而，对克虏伯历史档案馆阿尔弗里德·克虏伯·冯·博伦和哈尔巴赫基金会(Alfried Krupp von Bohlen und Halbach-Stiftung)的几番调查都未获得有价值的信息，似乎造船厂并未专门给克虏伯提供有关舰艇建造的任何文件。根据现存的 1份商业档案，尚未发现在舰艇建造期间有火炮直接交付给造船厂的证据，那么，针对个别舰艇的交易记录就更加无从查起。不过，从这份档案中出售的火炮明细来看，阿尔弗里德·克虏伯公司在1881年和1885年曾分别接到了来自中国的大订单，包括8门305 mm口径25倍径80式轻型舰载加农炮和10门 210 mm口径30倍径80式轻型舰载加农炮。此外，还有150 mm口径35倍径80式轻型舰载加农炮的零散订单：1881年，4门;1883年，1门;1885年，4门; 1886年，3门;1888年，2门;1891年，2门。到1912年，只订购了2门40 mm口径40倍径的轻型舰载炮。

  这份档案详细记录了各种细节，包括火炮口径和长度、客户、物流信息，但除此以外，没有一点有关当时阿尔弗里德·克虏伯公司与中国的关系，或者该公司在中国现代化(铁路建设、军备等)进程中所起作用的只言片语，中国仅以订购方的身份出现其中。

  档案中除了一般商业记录外，值得一提的是还有关于李鸿章(包括信件、照片、访问、礼品等)和克虏伯董事会成员、中国技术顾问乔治·鲍尔(Georg Baur)的文件(包括其日记、旅行记等)。2002年，斯达基金会东亚研究学会(The Starr Foundation East Asian Studies Endowment Fund)成员伊丽莎白·卡斯克根据档案中乔治·鲍尔的日记，整理出版了《俾斯麦的“传教士”：德国军事教官在中国(1884—1890年)》，但书中更多的是关于克虏伯大炮的记录。

  德国联邦档案馆收藏了德国各地有关国家层面的文件、照片、计划和建筑图纸，大部分来自政府和军方。这一些数据没有公开的电子版，只能阅读纸质版本。

  这些来自德意志帝国海军、德国驻华大使馆和联邦外交部的档案是当时德国的重要报告，因为这是德国首次以卓越的军舰建造者姿态出现在国际社会中，他们也尤其重视维护这样重要的国际形象。此外，中国军舰制造和海外运输的经验，以及它们在中日战争中的使用效果评估对于德国本土军舰的建造也十分重要，有助于解决德国早期在萨克森(Saxon)级舰艇的建造中遇到的诸多问题。

  1887年11月12日，《华北日报》(英文版)刊发了一篇转载至英国报纸的文章，极大贬低了Vulcan 造船厂的舰船质量：“…… 这些来什切青的军舰甚至没有吊杆，只能靠蒸汽机进行调运……军舰甲板用的是普通松木，根本不适合中国的气候……” 。而后，对英国阿姆斯特朗造船厂建造的致远舰和靖远舰则不吝赞扬。克虏伯生产的大炮也同样没获得好评(英国报纸笔下的阿姆斯特朗火炮当然比德国克虏伯火炮更好)：“…… 糟糕落后的板式压缩机早已被其他海军强国所摈弃，而克虏伯公司却仍在使用……克虏伯所设计的零配件都无法自动化生产”。这种带有诽谤性质的文章，其目的更多是在贬低德国这个新兴的海军国家，进而保护英国的经济利益。

  有趣的是，1888年8月，《》刊登了一封题为《来自德国制造的巡洋舰：定远舰和来远舰》的英文信件，这是Vulcan造船厂于1888年6月1日对上述诽谤报道的直接回应和澄清。信中纠正了英国论及的舰船缺点，并强调了舰船的卓越品质，其最佳证明是清朝政府官员在产品审核的官方记载：“发动机运转良好，合同第12条已经履行。”信中最后声明：“希望以上论述能让读者满意，或许1887年11月12日那篇文章的作者受到了错误信息或片面看法的误导。此外，在对两国舰船作比较时能够准确的看出作者对专业海军知识有所欠缺，因此报道有失偏颇。实际上，德国军舰同时装备了坚固的防护装甲和重型火炮，而英国军舰虽配有比较重型的大炮，却没有装甲”。

  更有趣的是，这份声明后还附了一段评论： “Vulcan造船厂的声明中存在很明显错误，有故意误导之嫌。例如，阿姆斯特朗巡洋舰在甲板的关键区域有厚达4英寸(1英寸≈2.54 cm)的装甲，而非 Vulcan造船厂所说的40 mm”。如此直接的回应，其作者竟然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编辑，这倒是令人感到颇为意外，让人不得不怀疑这位编辑就是1887年11月12日那篇文章的作者，甚至有可能是来自阿姆斯特朗造船厂的雇员。

  由于开本不同，每张设计图纸的尺寸都需要核对。然而，战舰的建造计划和技术图纸仅供当时临时使用，这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数据库和其他来源途径的数据条目本身就存在误差，修改更正这些条目将耗时数年。这项工作由一群来自“e.V.造船史研究工作组”的志愿者完成，他们主要研究 1871—1945年的德国造船史。在对大量资料做精心筛选以后，1875—1918年(1929年)期间建造图纸仍有10 500幅之多。

  时至今日，定远舰和镇远舰的施工图依旧无迹可寻，但还是有可能对其进行复原。定远舰(图4~图6)依据萨克森级护卫舰(图7)设计，两者的船体几乎完全相同，因此，通过对比已知的定远级和萨克森级的构造差异，加上位于弗莱堡的德国联邦档案局所存的萨克森级和符腾堡级舰船数据，便可一窥定远和镇远二舰的构造细节。而且，萨克森级作为定远舰和镇远舰的雏形，萨克森号测试报告结果中的部分数据，如位移曲线、稳定性曲线、波浪阻力测量、动力和速度曲线可能对定远舰和镇远舰建造细节的重建具有借鉴意义。

  德意志帝国海军部(帝国海军办公室)批准了Vulcan造船厂以萨克森级护卫舰为母舰，以便更好地进行定远舰和镇远舰的建造和设计。表1是两舰主要的设计差异。

  1896年，R.Haack发表了一篇文章，描写了为中国建造的战舰。在经远舰、来远舰(图8)以及济远舰(图9)的图纸中，能够正常的看到许多建造细节，如房间布置和机械装置等。

  图书馆拥有一个庞大的期刊部，收藏有德国境内外的报纸。在ZEFYS在线份德国境内外的历史报纸。能够正常的看到，普鲁士官方媒体曾多次报道为中国建造的军舰，也报道了中日战争和战损情况：“除了几乎已经完全损毁的来远号，其余在亚瑟港的军舰将在短时间内被修复”。不过，另一篇报纸摘录中又有截然不同的报道，令人难以探究事实真相：“然而，中日双方对这场战争的最终战况有明显争议。中国声称有3艘日本军舰沉没，日方不但表示强烈反对，而且声称其伤亡人数未达100人;另外，中国没有否认他们遭受的重大损失，承认失去了4艘战舰，这中间还包括2艘最大的铁甲舰”。

  报纸档案是18世纪末至20世纪相关课题研究资料的最重要来源之一。上文提及的普鲁士新闻媒体报道了经远和济远2艘战舰的下水情况，这些一样能在联邦档案馆的档案中找到。但这作为一种佐证仍然是很重要的，因为每一个细节，无论多么微小，都可能引发新的观点。

  上述报纸刊载了很多关于甲午海战的报道，其中2篇文章比较有代表性。《一手消息》1894年8月3日第4版：“这似乎是日本对这场战争的官方解释，由于中国违反了《朝鲜安保条约》(the Trea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Korea)，日本根据条约条款而进行了这场守卫朝鲜，抵御中国的战争。”关于朝鲜问题始终存在争论，自明朝以来，朝鲜名义上是中国的藩属国，实际享有很大的自主权，中国虽有意将朝鲜作为一个省纳入版图，但日本从政治和商贸方面不断阻挠。日本还提到了1885年签订的《天津会议专条》(又称《中日天津条约》或《朝鲜撤兵条约》)，根据该条约，朝鲜如有变乱等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可派兵维持朝鲜秩序和安全，但双方应首先行文知照。正如日本政府在一份冗长的说辞中指出的那样，甲午战争爆发的起因在于中国违反了条约规定。事实真相还有待考据，但中国自然不会就此接受。

  根据Teltower Kreisblatt于1894年7月31日第2版刊发的报道，朝鲜似乎并不反对中国军队在该国驻扎：“据首尔消息，日本特使曾要求朝鲜政府敦促中国军队撤离，遭到朝鲜政府的拒绝之后，首尔爆发了一场小规模战斗，日本军队占领了皇宫，后欧洲国家应求斡旋调停”。这样看来，朝鲜确乎是受日本掌控，这使得朝鲜陷入战乱，朝鲜因而向欧洲国家提出从中调停的请求。这就与日本1894年8月3日声称要保护朝鲜的说法完全不符，相反，战争爆发是日本出于本国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诉求。

  美国报纸也刊载了很多关于甲午海战的报道，信息来源于中日两国，因此对了解战争的背景很有帮助。而且，诸多关于海战的细节也频繁见报，这样一个一个的小谜团不断涌现，将整个事件揉碎分解，又一点一点黏合完整。以下是报纸中提供的重要信息。

  (1)日本战舰被中国铁甲舰撞击。柏林8月4日报道：中国大使收到一份官方报告，称定远号于7月27日在杰罗姆湾(Jerome gulf)附近撞沉1艘日本军舰。这艘铁甲战舰曾被报道遭受了同镇远舰一样被日军击沉的厄运，但它又再次现身了，虽然受损严重，但最终得以逃脱。

  (2)有缺陷的炮弹。不仅是中国发射的炮弹没有全部爆炸，来远号巡洋舰甲板上找到了2枚海战遗留的日本炮弹，一个保险丝脱落，没有引爆;另一个的弹药在炮弹底部空腔内燃烧，但没有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此外，镇远舰的甲板上还发现了1块6英寸长的弹壳碎片。

  (3)令人恐慌的日本—来自一位后来在中国海军任职的美国军官的叙述。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州5月6日报道：“中日战争的失败源头在于中国政府，战前和战争期间，中国高层官员被日本渗透，敌人通常能够提前摸清我们的计划”。麦吉芬(McGiffin)上尉透露了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他刚刚结束在中国海军 10年的服役期回到家乡。作为镇远舰的前管带，他已经回到美国，虽然言谈中有所保留，但他显然并不看好中国军事和海军事务。“我当时在医院，并没有指挥镇远舰。如果我参加了战斗，那现在就不在这里了，当然我也决不当俘虏，我绝不会被他们轻松抓住。日本人有一条铁律—禁止外国狗入内。黄海海战时，我们已做好万全准备以防落入日军之手，是的，我会在被日本人折磨我之前自杀。现在战争结束了，我想说，日本曾经的好名声烙下了一个永远抹不掉的污点：在宣战之前没有一点提前警告，日军舰队猛扑向毫无防备的高升号，把它连同船上1 000条生命一起葬送入海底—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冷血的把戏之一”。

  海军历史与遗产委员会(NHHC)收集了一批有关定远舰、镇远舰、经远舰和来远舰的重要照片。这些照片拍摄于1883—1895年，为研究19世纪后期战舰建造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对于定远舰而言，照片NHHC，NH 2088 (图10)颇为重要，因为这是目前唯一可用的照片，显示该船已经在Vulcan造船厂完工，也有一定的可能正停泊在基尔港，为越洋运送至中国进行准备。另一张来自德国基尔市档案馆的特殊照片展示了在基尔港等待移交的定远舰和镇远舰。镇远舰在战争中受损，右舷的一些战斗损伤能够最终靠照片NHHC，NH 88889和NHHC，NH 88892 (图11)进行研究，照片上的白色标记显示了其受损区域。镇远舰在威海湾被击沉，北洋舰队投降后， 1895年2月17日，日军打捞并修复了受损的船体，而后作为战利品运往日本。镇远舰后命名为Chin Yen(中文译名仍为“镇远”)，编入日本海军，服役至1914年，正如照片NHHC，NH 74378(图12)所示。照片NHHC，NH 1597详细展示了其改进后的武器和防护系统(图13)。

  下一步研究应着手查阅和复制德国联邦档案馆的上述文件和造船计划，以及亲赴位于不莱梅港的德国海事博物馆，研究档案中的现有资料。波兰同行还指出，“二战”期间，什切青的档案材料可能被带到了德国施特拉尔松(Stralsund)、瓦尔内明德(Warnemünde)和罗斯托克(Rostock)的档案馆，因此也有必要去这一些地方进行深入研究。此外，在档案调查过程中发现，一些档案馆和博物馆不一定整理了所有旧资料的档案数据，因此，他们也并不清楚是否有甲午海战战舰的有关的资料存在。